認罪認罰從寬制度適用,要拿捏好善法分寸,該從寬的從寬,不該從寬的也當慎重。

山東德州95後女子方某洋被虐待致死案,引發的爭議和討論還在繼續。此事最新進展是,在被髮回重審後,禹城市人民法院已依法另行組成合議庭,將於近日公開開庭審理該案。法院工作人員稱,會有公正判決。

“會有公正判決”的迴應,無疑是對輿論關切的呼應:此前涉事法院一審判決的量刑,引發了太多的爭議和疑慮,也引發了法律界對認罪認罰從寬制度適用的討論。

不是所有案子都適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

回顧案情,受害者方某洋被虐待的情節讓人不忍卒聽,而被虐待致死的結局也為此事標上了“悲劇”印記。傷害方某洋的三個人,張某林(方某洋公公)被判三年有期徒刑,劉某英(方某洋婆婆)被判兩年兩個月有期徒刑,張某(方某洋丈夫)更是適用緩刑。

一邊是鮮活生命凋零引發網民的義憤填膺,一邊是虐待罪最低量刑點的“低空滑翔而過”,當地法院的司法判決與民眾的樸素認知之間,無疑出現了較大錯位。

一審法院對此給出的解釋是,各被告人歸案後均能如實供述犯罪事實,構成坦白,且具有悔罪表現,而各被告人親屬也自願預交賠償金人民幣5萬元,因此決定從輕處罰。也就是説,這是一審法院對當下司法領域流行的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積極適用。

類似的適用,還出現在前兩天福建惠安法院兩起姦淫幼女的判決中。這兩起案件中,一名受害人7歲,另一名只有5歲,可兩名罪犯卻只獲刑四年六個月。而我國《刑法》規定,以暴力、脅迫或者其他手段強姦婦女的,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。姦淫不滿十四周歲的幼女的,以強姦論,從重處罰,最高可判處死刑。

既然法律明確規定了從重處罰,惠安法院也強調了“依法應從重處罰”,難道因為認罪認罰就可以從寬處罰嗎?

説起來,認罪認罰從寬制度是我國近年來司法改革的重大舉措和重要導向。從一般要義上講,此舉能夠有效推動“對抗性司法”轉向“恢復性司法”,促使被追訴人認罪認罰而後與國家、被害人和解,從而達到化解矛盾、促進和諧的目的,進而實現刑事案件繁簡分流、節約司法資源的積極意義。為此,“兩高三部”還專門出台了相關適用指導意見。

不少司法實務界人士也透露,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目前已經成不少地方重要的考核指標,有些地區甚至還有數量規定。

但是,恰如最高人民法院大法官胡云騰指出的那樣“認罪認罰從寬制度不是萬能或全能的,什麼案子能適用、多少案子能適用,也要從實際出發,不能不分情況……適用認罪認罰會引發公眾質疑的案件……即使被追訴人認罪,也不宜走認罪認罰從寬程序。”

認罪認罰從寬制度更要注重質量和公正

必須明確的是,認罪認罰從寬制度只是一種司法政策。政策不能替代法律,政策更不能指揮法律。在引發公憤的影響性案件中,司法判決猶如風向標,不僅關乎當事人的生殺予奪和個體正義,更關於旁觀者的人心向背和所有人未來的行為導向。

在姦淫幼女、虐待致死等惡性案件中,輕易適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,用政策導向去片面地從寬處理,很容易悖離民眾的常識常理常情,降低民眾對司法的信任,同時,這也是對“罪責刑相適應原則”這一刑法基本原則的嚴重褻瀆。

要知道,司法判決不是“三減一等於二”的簡單算法邏輯,更不是隻顧政策不顧法律的“一頭熱”。對於認罪認罰從寬制度,必須正確認知其適用的時空要素,準確理解制度出台的精神內涵。對於按照認罪認罰從寬處理的案件,司法實踐不要光追求數量,不是越多越好,也不是越少越好,而是要注意質量,是越公正越高效越好。

而上面提到的《指導意見》明確,認罪認罰制度適用要“該寬則寬,當嚴則嚴”;被追訴人“認罰”後也不必然從寬。還特別提到,對嚴重危害國家安全、公共安全犯罪,嚴重暴力犯罪,以及社會普遍關注的重大敏感案件,適用認罪認罰從寬必須慎重、嚴格把握。

一直以來,最高法就懲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明確了“最低限度容忍、最高限度保護”的指導原則。而在方某洋消逝的生命背後,所謂認罪認罰的三名被告人至今未向被害人家屬致歉,不能光憑預交賠償金和如實供述犯罪事實,就忽略了他們對被害人及其家屬的態度。

因此,認罪認罰從寬制度適用,要拿捏好善法分寸。那些繞着認罪認罰從寬制度“指揮棒”跑圈的司法機關,也不妨認真閲讀一下《關於適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指導意見》的開篇第一條,“對社會普遍關注的重大敏感案件,應當慎重把握從寬,避免案件處理明顯違揹人民羣眾的公平正義觀念。”